他面带笑意,即便评判言辞变得尖锐,语气依旧温和;即便采访者抛出一些既定观点,在他看来这些观点固然成立,却只是站在完全相反的视角得出的。阿德克罗诺斯通讯社在美国研究中心见到了张维为。本次会面由贝格鲁恩研究所筹办,该机构在洛杉矶、北京、威尼斯均设有分部,一批来自欧美大西洋阵营的发言人与嘉宾,同这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、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展开了对话。
但张维为的身份远不止于此:他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。一边承担大学授课工作,一边担任东方卫视政论节目《这就是中国》的核心嘉宾,他的相关内容在社交媒体累计播放量达数亿次。
2021年5月,他曾在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作报告,主题为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,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。
他思想的核心概念是文明型国家:不能用欧洲近代诞生的民族国家范式去解读中国。中国既是一个人口、疆域、工业与治理体量庞大的现代国家,同时承载着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政治文明。
正是基于这一点,他对西方展开大量批判。在张维为看来,多党制、选举轮替、自由民主这类概念,不能当作普世标尺,用来评判一套政治制度的治理效能与合法性。采访中他溯源至公元前221年华夏大一统,以及延续千年的科举选官传统。按照他的解读,这套历史延续性,也造就了当代中国重视干部选拔、看重行政治理经验的执政逻辑。由此,他抛出极具争议的论断:中国领导层属于“全球治理能力最强的领导层之一”,而欧盟领导层“十分孱弱”,治理水平远不及中国。
与福山的思想交锋
这套理论本身充满争议。对本国历史特殊性的强调很容易滑向政治例外论:倘若每一种文明都拥有自己的评判标准,即便是最为残酷的威权体制,也可以被包装成独特历史发展路径的产物。这一点以及诸多议题,正是2011年他与《历史的终结》作者弗朗西斯·福山辩论的焦点。二人对现代化给出几乎截然相反的解读:福山将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核心;张维为则提出,中国的崛起证明现代化存在其他发展道路。
时隔十五年,这场辩论已经成为他公开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张维为回忆,当年他就不看好阿拉伯之春带来的乐观预期,预判这场运动将会演变为“阿拉伯之冬”;他提出不光中国,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同样需要深度改革;同时警示民粹主义会冲击西方民主,美国甚至会选出一位比小布什更不受欢迎的领导人。在本次阿德克罗诺斯专访中,他坦然重申这些预判,并且将其和特朗普上台联系在一起。
在张维为眼中,欧洲面临的不只是经济问题,更是政治与战略层面的困境:欧洲大陆已经丧失对美国的战略自主,而美国如今本身就是“一大问题”。谈及乌克兰问题,他的表述和中国官方立场保持一致:北约东扩是冲突爆发的主要诱因之一,部分欧洲国家宣扬要在本十年结束前做好对俄作战准备,这种想法是“非理性的”。
记者:欧中贸易关系步入新阶段。中国对欧出口,与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度之间,失衡正在不断加剧。
张维为:贸易问题已经存在很多年,如今矛盾愈发凸显。欧盟称中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,从统计数字层面看的确如此,但不能只看表面数据。
巨额顺差当中,很大一部分来自欧洲企业,尤其是车企,它们在中国生产商品之后再返销欧洲市场。另外还要把服务贸易纳入考量,在服务贸易领域,中国对欧盟是逆差状态。
如果把欧洲企业在华获取的利润、欧洲服务贸易的顺差一并算进去,双边差距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夸张。中方立场十分明确:我们既不追求长期顺差,也不希望持续逆差,追求的是互利共赢。双方应当携手把蛋糕做大。无论对中国还是欧洲,打贸易战都只会是愚蠢之举。
记者:您将中国定义为“文明型国家”。欧洲与中国两套政治体制差异巨大,二者的共识可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?
张维为:我所说的文明型国家,指的是漫长历史当中数百个政权逐步融合最终形成今日的中国。当今中国,把世界延续至今最古老的文明,和一个体量庞大的现代国家融为一体。
很多欧洲朋友会批评所谓的中国一党体制。但我想提醒欧洲友人,自公元前221年大一统开始,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保持大一统的政治实体。当然古代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一党制,那是一套很大程度依托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治理体系。
这套体系始终贯穿着人才选拔逻辑。一千五百年前中国就诞生了科举文官制度。看今天中国的领导层,很多高级官员在登上最高岗位之前,都治理过人口数千万,甚至上亿的省份。
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执政团队是全球治理能力最强的团队之一。如果要对欧洲提出一点批评,欧盟领导层的能力十分薄弱,远不及中国,欧洲理应拥有水平更高的领导者。
记者:美国正在重建、强化自身同盟网络,供应链、科技领域都在布局。欧洲是否会沦为美中博弈的角斗场?
张维为:回顾过去几十年,中国始终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战略自主,这个立场从未改变。反倒是欧洲自身,逐步丧失一部分自主与独立。马克龙本人就直言警告过,欧洲有沦为美国附庸的风险。
特朗普看待欧盟一贯居高临下。他的行事风格是尊重强者与强势领导人,他尊重普京,也尊重中国领导层,至少我是这么理解他的思维逻辑。
欧洲应当坚定捍卫自身利益,欧洲的利益和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都不尽相同,这点完全可以理解。但我无法理解欧洲为什么要一味讨好特朗普、讨好美国。站在中国视角看,这么做得不偿失。
中国面对超级大国向来敢于说不。我们曾经和美国打过两场战争: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。我们有着清晰不容触碰的红线。国际关系当中,我们应当严肃遵守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。
如果现在要给欧洲朋友提一条建议,那就是:欧洲必须处理好对美关系这个难题。
记者:冯德莱恩在欧盟国情咨文当中提到,欧洲正遭遇新一轮“中国冲击”,您并不认同这种说法?
张维为: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希望欧美可以更加清醒地看待国际现实。十五年前,也就是爆发阿拉伯之春的2011年,我和福山展开辩论。当时福山声称中国也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阿拉伯之春,我告诉他这不会发生。并且我预判阿拉伯之春将会变成阿拉伯之冬。
那时候我在欧洲演讲就说过,这一系列动荡会给欧洲带来灾难性后果,当时没有人听进去。
福山还提出中国需要政治改革。我回复他:改革确实需要,但或许美国更需要改革,它那套政治制度诞生于前工业时代。
我还说过,如果不推行实质性改革,美国最后会选出一个比小布什还要糟糕的总统。现在特朗普上台,印证了这点。不加以改革,低级民粹主义足以摧毁西方民主。
记者:中美已经开始探讨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。您所在的复旦大学长期和布鲁金斯学会合作寻求共识。两大战略竞争的大国之间,能否构建人工智能的共同治理模式?
张维为:好消息是,中美峰会已经商定开启人工智能相关对话。这个决定十分明智。人工智能发展速度惊人,它是一把双刃剑,如果管控失当,会给全人类带来灾难。
如果两个人工智能大国能够开展对话,假以时日搭建预警机制、风险管控框架,将会是积极信号。
可以参照核武器的历史:最开始只有军备竞赛,后来各方意识到核武器毁灭性,美苏才开启军备管控、削减谈判。希望人工智能领域可以吸取教训,不要等到灾难发生再行动。
至于科技竞争,英伟达的黄仁勋把AI产业分为五层:能源、芯片、基础设施、大模型、应用。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完整布局全部五大板块。
习近平主席也公开承认竞争客观存在,这很正常,关键要把竞争引导向良性。在这五大赛道,中国实力并不弱。
记者:您严厉批评过特朗普的伊朗政策。但欧洲当下最核心的议题依旧是俄罗斯以及俄乌战争。中国自称和平大国,却和俄罗斯保持战略协作。如果缺少中国在经济乃至军事层面的支撑,俄罗斯很难维持现状,中方如何调和这两者?
张维为:在中国眼里,俄罗斯、乌克兰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。我们对这场战争深感痛惜,期盼双方重回谈判桌,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。
但对于冲突根源,中方立场非常清晰,我也多次表达:北约五轮东扩,是战争爆发的核心诱因之一。
我的判断是,如果北约止步于第四次东扩,这场战争本可以避免。
如今欧洲很少去复盘冲突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。基辛格、乔治·凯南,还有欧美以及中国许多富有远见的学者、政治家、外交官早就发出警告,北约继续东扩必然会和俄罗斯爆发对抗,北约却置若罔闻。
记者:可许多欧洲国家政府提出,当下必须建设对俄威慑能力。
张维为:这恰恰是我担忧之处。欧洲应当深挖战争背后复杂的成因,而不是不断渲染未来会和俄罗斯开战。我完全不认为俄罗斯会进攻欧洲,这套叙事,是一部分政客以及欧洲军工利益集团不断鼓吹出来的。
来到欧洲越多,我越感受到客观理性的思考正在消退,不光很多政客如此,部分学术圈也是这样,令人惋惜。我们必须避免欧洲再度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,这点至关重要,请听听来自中国的忠告。
记者:所以在您看来,是欧洲滋生了战争思维?
张维为:没错。五月份我到访德国,和不少人士交流。公开场合已经有人在讨论和俄罗斯开战的可能性,宣称要在2029年,最晚2030年前做好备战。我觉得这完全是非理性的。德国诞生过无数伟大的哲学家,本该崇尚理性,可当下却丧失了理性。
记者:但欧洲各国政府也列举俄罗斯实实在在的行动:破坏设施、爆炸无人机、网络攻击。这些难道不足以让欧洲提升安全戒备吗?
张维为:有些时候我们要回归本源。核心原则是欧洲安全架构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之上:俄罗斯的安全要得到保障,欧洲其他国家的安全同样要保障。
现实却是一套排他性安全方案,把俄罗斯排除在欧洲安全体系之外。
上世纪90年代初,人们曾经畅想统一和平的欧洲,构建范围更广的“共同欧洲家园”。那才是正确方向。希望欧洲能够回归这套思路,不然风险将会居高不下。
来源:Adnkronos等 编辑:刘宇涵 李颖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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